1990年12月19日，黄埔江畔一声锣响，沪深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新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幕徐徐拉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股票市场到多层次体系，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发展成为参与人数最多、市值规模第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显著提升、影响力辐射全球的大市场。

在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一级市场的发展历程中，创业投资（Venture Capital，又译“风险投资”）在中国经济的浪潮中起起落落，跌宕向前，成为一股重要的资本力量。一部创投史，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新兴资本的发展史，也是中国三十年来的新兴产业发展史。国家命运、企业命运、个人命运，通过创业投资串联在了一起。

“大国是如何崛起的？美国新当选总统拜登曾于2013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讲过一段话，意思是美国创新和科技引领世界有三大法宝：其一，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培养出最尖端的人才；其二，美国有非常有效的法律体系，像知识产权等保护得很好；其三，美国有系统的风险投资体系。”沈志群对笔者开门见山地说。牙龈发炎让他的脸有些微肿，但他语速还是很快，为中国创投奔走疾呼是他这十年来的常态。

“我们国家认识创业投资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沈志群讲起他的工作经历。“1978年末我来到北京，第一份工作是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谷牧同志当主任，更多是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新中国成立之初，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基础工业、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钢铁、电力、煤炭，铁路、公路、港口、水利，城乡建设、房地产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的投资建设，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

在沈志群看来，当时的投资来源以财政资金为主，是和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关的。但财政资金有限，大家投资建设的热情汹涌，结果把投资规模搞得很大，资金跟不上，我国曾几次发生的投资膨胀也引发了通货膨胀。1979年时任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的马洪受命创建国家建委经济研究所并兼任所长，他说谁能够解决中国的基本建设规模膨胀的问题，谁就能够成为非常好的经济学博士。

“1987年国家建设部经济研究所一部分划归国家计委成立了投资研究所，首任所长林森木也是位投资学家。当时他跟我说，其实除了基本建设投资以外，在西方有一种投资叫风险投资。当时，我们的教科书里很少提风险投资，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其实美国当时已经搞了30多年了。”沈志群回忆说。

创投作为一种直接投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方式，以其独具慧眼的价值投资目光、理念和方式，对接具有创新性、高风险、长周期，在创业初期无抵押、无担保的科技行业，可以说是为科技行业量身定制的重要投资方式。美国几乎所有的知名科技公司的诞生都与创投机构有关，据美国创投协会统计，在全美有超过25%的企业、占GDP20%以上的企业都有创投机构的投资。

“再回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不足700亿元。40年后，2019年度投资总规模已达63万亿元。作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巨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改变了我国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落后面貌，功不可没。而适应这一投资需求的资本供给结构基本上是三个为主：以间接融资为主、以债权投资为主、以银行贷款为主。”沈志群说。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12项重点任务，第一个就是创新和科技，‘创新’一词出现了47次，‘科技’出现了36次，是两个高频词。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必须依靠高科技产业支撑，而现有的资本供给结构已经无法适应以高风险、长周期、轻资产为特征的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需要发展直接融资、发展股权投资、发展资本市场。”因此，沈志群强调说：“创投强则科技强，科技强则国家强。”

沈志群接受《英大金融》杂志专访，

谈政府对创投发展的引导和扶持作用，

不仅要体现在资金的引导和政策的扶持上，

更重要的是形成相关政府部门之间

支持创投发展的共识和合力。

沈志群时常想起在2015年首届“全国双创活动周”开幕式的一幕：“李克强总理接见投资机构代表一一握手时，他问我是哪个机构的？我对总理说是创投协会的，总理说，协会也很重要！”2010年10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民政部注册的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委员会（创投委）正式成立，被众多创投机构和创投家们亲切的称为“回到娘家，找到组织”。

的确，创投在中国的发展不容易，沈志群一一细说历史。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和保证。

1993年，IDG集团投资2000万美元成立了中国首家创投公司，熊晓鸽被麦戈文委任为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他也因此被《纽约时报》评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

1998年，成思危副委员长的政协“一号提案”带来了我国第一波风险投资热潮。

2004年，中小板的开通使本土创投所等待的第一道曙光终于出现。

2005年，国务院转发十部委《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2009年，创业板的开通引发本土创投机构的狂欢。

201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创投国十条）；

2019年，黄埔江畔敲响科创板的锣声，则开启了一个新的创投时代……

中国创投20多年从一张白纸起步摸索，到现在的万马奔腾；从1999年至2020年，VC/PE机构（广义创投）的数量增长了150倍，从业人员增长了110倍，管理资金规模增长了453倍。

“但这些成绩的背后也有酸楚：这些年在推动中国创投立法、创投立规，牵扯到政府十几个部门，对创投注册都非常困难；一些部门同志和我说，创投一个赚这么多钱的暴利行业为啥还要税收优惠？我就反复跟他们讲创投中也有很多血本无归的项目，不要说回报了，连本钱都没有了，加上创投是长期投入，所以行业平均年化收益率有限，何况风险和收益对应，一个高风险的投资行业，回报率高于其他行业属于正常；现在国有创投承担的责任还是很大的，体制机制改革迫在眉睫；创投需要信用的环境、行业的自律组织，它就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业，应该完全让行业放开手去发展……”沈志群为创投在中国的发展奔走疾呼。

办好创投委，靠的是一种信念，靠的是对资本的理解。

沈志群是上海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那个时候，我有幸聆听了我国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专家教授的授课，老校长陈望道先生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翻译者，还有教授《资本论》的资深专家戚琪生先生，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先生、洪远朋先生等，特别是三卷《资本论》的系统学习，让我印象深刻，获益匪浅。回过头来看，假如撇开所谓的姓社姓资，如何发挥资本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独特的作用？可以从这一巨篇中得到大量启示。”   

“1978年底，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后，我一直投身到中国改革开放投资领域的实践，参加了每一轮投资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包括国家计委当时推动的投资法立法工作。”沈志群怀揣经世济民的抱负，从上海来到北京。   

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国际局势紧张，为加强战备，中央决定建设第二套完整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体系，将国防、科技、工业、交通等生产资源逐步迁入西南、西北三线地区。1985年，沈志群调研中国的三线建设现状，所见所闻深深触及到了他的内心，他立下了一定要把中国投资事业办好的决心。

“记得那时候，我和国家建设部经济研究所老主任丁华等同志三个人，从西安出发，坐了一辆吉普车穿梭在崇山峻岭，翻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秦岭，考察一家家在山沟里甚至在山洞里的三线企业。因为发大水，成渝铁路被冲垮，我们看到很多非常好的进口设备，还没启用就泡在水里坏掉了。好多人流着眼泪跟我说：‘你们一定跟中央反映，我们献了青春献终生都认了，但是不要献了终生献子孙，希望把我们的后代带出去。’我深深地感到震撼，虽然三线建设为改变我国内地西部工业布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付出了惨痛代价。如果投资决策失误，投资方向失准，投资项目失败，对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基本建设投资如此，创业投资也一样。”沈志群感慨说。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并非由于欧洲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10年。”美国硅谷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成功,正是无数风险资本家疯狂舞蹈的结果，他们不但提供资金,更重要的是还为创业者提供发展的资源，创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投后管理，增值服务。那么，中国创投该如何发展呢？这是沈志群思考最多的事情。

沈志群翻开《创投委十年纪念册》，里面一页页记载着中国创投前行的足迹：“成立创投委的时候，当时我想第一场论坛的题目就叫‘创新、创业、创投’三个创。‘双创2+1’是为双创插上一个资本的翅膀，这是2015年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我的一个感悟，所以说这句话写入了创投国十条——要形成创新、创业加创投的协同互动的格局。我非常欣慰。”

“我国创投行业已经形成机构创投和个人创投多元主体，像徐小平等天使投资人，都是非常可爱的人，他们敢于冒险，乐于助人，创投委每年都要召开中国天使投资节，帮创业者成功是他们的乐趣；像盛世投资这些母基金，一直在探索中国母基金的发展道路，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迅速成长，深圳的深创投、创东方，达晨创投，江苏的毅达资本、元禾资本，浙江的浙商创投、如山创投等一批创投机构，荣获了‘国家优质投资项目（股权和创投类）奖’，我为之骄傲。我们要培育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中国本土创投品牌。”沈志群如数家珍。

在沈志群看来，中国创投行业现状的写照是“大而不强，多而不优”，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比中美两个国家上市公司中市值最高的前十家企业，美国的前十家当中八家是高科技企业，从初创到成长全部有创业投资的身影；而中国的前十家绝大部分是垄断性行业、银行和白酒。如果中国在未来不出现几家能够进入市值排名前十的高科技企业，高质量新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

“创投国十条”要求中国创投发展应坚持四个原则：第一是“实体创投”，创投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方向绝对不能动摇；第二是“专业创投”，我们要培养一大批专业的创投公司，既懂投资更懂产业；第三是“信用创投”，创投行业就是以资本为纽带连接投资人（LP）和被投企业的三方信用关系。如果创业行业信用体系完备，创投企业信用状况透明，这个行业完全可以成为豁免政府监管、主要依靠行业自律管理的行业，美国在1980年通过的小企业投资促进法，就将创投基金划为企业发展公司类，不再按投资顾问公司类要求接受监管；第四是“责任创投”，关注企业对绿色环保、社会公益和公司治理的责任，担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这一重要论断丰富和深化了对科技创新规律的认识，将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提上了历史的新高度，为我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指明了方向、目标和任务。

沈志群认为，创投与科技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种推动关系，科技在先，创投在后，创投要坚持为科技，特别是“硬科技”发展服务的定位，离开了科技创业、科技项目、科技成果，创业投资就成了无源之水。这和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作用机制不同，投资在前，投资的拉动力越强，经济增长越快。同时，创业投资推动科技发展，特别是对初创期的科技企业，是起一个先锋队、突击队，甚至是“敢死队”的作用。

临近采访结束，沈会长特意说：“我呼吁，‘创投国十条’明确要求的加快推进依法设立全国性创业投资行业协会组织，能尽早实现；创业投资应该成为实现创新驱动、科技强国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沈志群望着窗外长安街，目光坚定。